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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女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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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众彩彩票网江苏综合

作者特雷斯特聚焦这一群体,从近百个原始访谈中选取了约三十位女性的故事。当中有叱咤职场的女强人,有兼两份零工的单亲妈妈,有敢爱敢恨的女大学生。尽管她们的肤色、族裔多样,生活环境与教育背景不尽相同,但这些单身女性积极争取自身权益(选举权、堕胎权益),影响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单身女性正在这个本不是为她们设计的世界里,逐渐占据一席之地,是时候开启一个“单身时代”了。

 

《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丽贝卡·特雷斯特 著 贺梦菲 薛轲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序·大反转

我在进入大学读书的十七年后开始写这本书,这一年我35岁,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结婚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并没有让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结束。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当我走过走廊,或者说走进法官办公室准备结婚的时候,我已经过了十四年的独身生活,而我那位成年不久就结婚的母亲,在我这个年龄已经结婚十四年了。在这些年里,我结交过朋友,也和朋友闹翻过;我搬过家,换过工作,升过职,也被炒过鱿鱼;我独居过,也和人合住过;我遇见过形形色色的室友,有投缘的,也有不投缘的;我使用过各种避孕手段,也生过几次大病;我自己支付账单,也遭遇过入不敷出的窘境;我恋爱过,也失恋过,甚至曾经在五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男伴;我搬到新的街区,熟悉新的环境,担心害怕过,也开心自在过;我有过伤痛、恐惧,也有过欢笑、厌倦。我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复杂、但又复杂得很“合理”的人。我是一个身边没有男人陪伴的人,但我有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城市、我的事业——更有我自己。

我并不孤独。除我之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和我一样。

事实上,2009年,美国已婚女性的比例已降至50%以下。那么,从1890年至1980年一直维持在20至22岁之间的平均初婚年龄,又有什么变化呢?今天,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约为27岁,而且在许多城市这个数字还要大很多。我半数的闺蜜到了35岁左右依然单身。

在我步入成年的那几年,美国女性已经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成人生活模式——她们不是用婚姻来开启自己的成人生活,众彩彩票网:而是先让自己过上几年独立的未婚生活,有许多人甚至终身不婚。这些独立的女性不再是异数,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苛责。社会的改变同样带来了婚姻的变革,而这场革命的受益者又将进一步改变这个国家:他们将重新计算女性的平均寿命,重新定义婚姻和家庭的概念,重新描绘为人妻母的生活内涵。简而言之,他们要改变的是美国一半以上人口的命运。

单身女性的数量(包括无婚史的、丧夫的、离异的和分居的)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已婚女性。更令人吃惊的是,34岁以下无婚史的成年人数量占到了46%,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上升了12%。30岁以下女性能够结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今只有20%左右的美国女性在29岁之前结婚,而在1960年,这个比例是将近60%。美国人口资料局的一份报告,将当前美国未婚青年的比例高于已婚青年的现象称为“大反转”(a dramatic reversal)。对于年轻女性来说,不结婚和结婚头一回都成了正常现象,尽管在人们的意识里还不是如此。 

英国新闻记者汉娜•贝茨(Hannah Betts)在2013年写道:“如果有人问在我这一生中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会说,我童年时期受人贬损的‘老处女’,现如今转变成了‘独身主义者’的概念。‘独身主义者’就是41 岁的我目前的状态。”

今天的年轻女性不必像我当初那样,担心没有婚姻的未来生活将会怎样,因为我们周围有的是这样的例子。如今,没有按部就班地走入婚姻,虽然对许多人来说是造成他们精神焦虑或经济窘迫的一个因素;但也不至于因此遭到社会的排斥,甚至沦落到必须服用镇静剂的地步。

既然女性跨入成年不再由早早地结婚嫁人来界定,那么理应有一整套新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是否成熟。这是亟需认真讨论的问题。

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1997 年,新闻记者凯蒂•罗菲(Katie Roiphe)写了一本书,谈及她那一代未婚女性的困惑。在这四年前,她曾发表《宿醉之晨:校园中的性、恐惧和女性主义》(The Morning After: Sex, Fear and Feminism on Campus)一书,长篇大论地批判当时对校园约会暴力(date rape)的激烈讨论。罗菲相信,究其根本,女大学生之“情欲自主”和独立是导致校园约会暴力发生的原因。然而,随着罗菲与她的支持者即将跨入30 岁(其中许多人依然未婚),她们逐渐意识到独身生活的长远影响,反倒渴望起“19世纪那种简单而令人向往的婚姻模式”来。

现在男女同居和分手就像家常便饭,先同居后结婚,对他们来说毫无思想负担。最近我在一个聚会上听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不无遗憾地说,“在我们母亲这一代,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她们不会养猫,而是早早嫁人了”。我认识不少这样正常、有头脑的年轻女子,她们正处于特别漫长的青春期迷茫中——在当前的美国,你可以让你的青春期延续到20多岁、30多岁都没有问题。养猫还是结婚——这种浪漫的情感是模糊而且不堪一击的。虽然我们偶尔也会去聚会,和不甚相识的人上床,但我们的枕边却总有一本读了无数遍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或《爱玛》——那是我们对一个更加有序的世界的向往。

罗菲眼中那种无序的、不结婚的状态事实上正是一种新的秩序,至少是一种新常态。在这种状态下,女性的命运不再是简单的二选一(不是结婚就是养猫)。相反,现如今她们的生活道路上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有越来越多的旁支岔道,有越来越多在以前几乎就是禁忌的生活方式。

尽管罗菲可能会觉得,自己因为婚姻姗姗来迟而一直走不出青春期,事实上,她过着十分成熟的成人生活—她谈过恋爱,有哈佛大学的校园生活,还有蒸蒸日上的事业。不同的是,罗菲和她的支持者们的状态不是、也不需要由结婚还是养猫这个问题来决定,因为她们有自己的工作,有性生活,也有彼此。她们虽然嘴里说着向往简•奥斯丁那个时代的“有序世界”,但是她们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却是简•奥斯丁永远也无法想象的——奥斯丁的小说并不是关于婚姻生活的美好蓝图,而是对强加于女性身上的,由婚姻认同带来的经济和道德束缚,十分复杂的抗议呼声。

在当今这个时代,单身生活对于罗菲以及在她之后的许多单身女性来说,要比过去只有单一选择的那个时代更加复杂,也更加令人困惑和恐惧,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女性生活的彻底改变,正是从女性成年后的独立自主开始的。

我和萨拉(Sara)

我和萨拉相识于1999 年, 那时我们都是公司的小职员。 最初我们互相间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因为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有间接的交往。很多年以后我们在一个聚会上偶然相逢,那时候我们俩都刚刚和男朋友分手,在聊着各自伤心故事的过程中开始建立起联系。

我们真正成为朋友是在我们俩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渐渐在所在城市立稳脚跟的那段时间。那时我和萨拉干劲十足,胸怀大志,都有幸在工作上被委以重任。 我们从彼此身上获得忙里偷闲的喜悦和认可, 我们都热切渴求放松,喜欢分析,喜欢天南海北地谈天。我们参加聚会都要带上对方,成为彼此固定的女伴。我的同事知道她,她的同事也知道我,我们知道彼此同事的各种事情,互相了解家里的故事,最终也认识了彼此的家人。

我和萨拉的关系有时只是一起喝喝啤酒、抽抽烟,但也有一般是长期伴侣或同胞姐妹之间才有的那种随意和亲密。当然,我们也会聊自己痴迷的男生,讲讲未曾与外人道之的单相思故事,说说那些激情或愚蠢的一夜情,从月经不规律到避孕套落在体内,一些女生定期会遇到的生理问题。不过这些只是谈资中的一小部分。

事实上,我们说得更多的是身上发了疹子怎么办、怎么处理办公室的闹剧,我们很少谈论性高潮或男人的阴茎。我们帮助对方寻找住处、争取加薪,我们指导对方如何更好地安排日常开支,我们一起为大选疯狂,一起分享读书心得,一起看电影,一起灭虫,一起看颁奖节目。

在友谊关系中,即使是最亲密的两个朋友也不会要求对方心里只能有自己一个。 就像安说的,“女性之间的友谊, 就好在它不排外, 不是电影《高地人》(Highlander)里的那种情形, 不会说‘只能有一个’”。

因此, 我们二人甚至不能称为“最好的朋友”, 确切地说, 我们各自都有许多“最好的朋友”。 我和萨拉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圈, 我们一共六人,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度假。但是我们还有各自的朋友圈。我有来自老家的朋友、大学时的朋友、关系要好的同事,还有一个已经结婚的朋友,我还经常去她家玩儿。萨拉也有来自匹兹堡的老乡、大学同学和同事。虽然我们和彼此朋友的关系不是很近,但也都非常了解,我们好像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不知不觉地, 我们在重新建立一个非常古老而又现代的关系网。 关于19 世纪的女性关系, 历史学家卡罗尔· 史密斯– 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曾经写道,“朋友不是孤立的二元体, 相2 反,她们通常是高度发达的综合关系网的一部分” 。

友情给了我成年生活中最想得到的东西—心灵相通的感觉、共同语言和快乐—还有安所说的她和艾米娜之间的那种感觉,那是我希望、但从来没能在跟男人的爱情和性关系中体验过的。我仅有的几次恋爱,几乎让我心力交瘁,而我和女性朋友之间的关系却给了我力量,而且使我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裨益:我所渴望的其他东西也更加容易实现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自信,连快乐也更加触手可及。

女性的友情不是精神安慰,也不是爱情的替代品。相互产生好感的两个女性不会安于现状,相反,她们会去寻找在爱情纠葛中缺失的重要东西,从而进一步提高要求。

“我不确定每个人是否注定会遇到那个特别的人,”艾米娜在谈到寻找未来的伴侣时说,“但事实上, 你希望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东西, 我同样能从我的友谊中得到,这不仅仅是指安。我必须要为自己建这个家,我对它全身心地投入,受委屈了我可以回家得到安慰,受伤了我可以回家疗伤。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男人也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于我而言,朋友不只是重要,而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和萨拉相遇四年后, 萨拉的男友在波士顿有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异地恋了一年后不得不做出选择。他执意要留在波士顿,尽管萨拉在那里没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看着萨拉在选择中纠结我非常心疼。她已经30 岁了,喜欢纽约, 而且在纽约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也不错,她还特别喜欢她住的那套公寓, 她爱她的朋友。 但是她也爱男友, 也想尝试和他一起生活, 看看能不能适应。

人近中年面临这样的折腾, 让我不禁回想起早婚的明智。 毕竟, 我们年轻的时候弹性大, 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别人进入我们的生活, 但是单身的我们在承担责任、在领导和被领导的过程中独自成长,我们自己开立银行账户、自己贷款、自己签订租约。我们打下了成年生活的基础, 和别人的生活建立了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生活渐渐定型, 可变性越来越小。 现在却要将这一切推倒, 在别处重来, 这比在22 岁就找个人结婚,两人一起共同建设生活需要更大的勇气。

萨拉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打包行李、处理物品。在她搬去波士顿的那天,一群朋友过来为她关上运输车的大门,和她拥抱告别,目送她驱车离去。她走了,留我独自生活,想到这里我哭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萨拉是应该走的。 我希望她幸福, 而且我知道, 我们都希望彼此不仅能拥有深厚的友谊、有意义的工作和美好的时光,还能从爱情和性伴侣那里得到温暖而实用的关系。我们俩也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渴望爱,渴望来自爱情的承诺,渴望家庭的美好。那个时候我就想,如要实现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独立的生活。

我并不想把我和萨拉的友情,以及我们多姿多彩的生活看成是找到真正伴侣之前的替代品或临时组合,但也不能否认,我们为彼此所做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生活中实践和维持我们的亲密关系—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爱人教会我们处世之道的这些年里, 我们学会分享,学会吵架后互相妥协和沟通,学会克服嫉妒、打发无聊时光。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使对方变得更坚强、更有能力(且更有可能)和伴侣建立健康幸福的联合。友情使萨拉和男友的关系成为了可能,而我就像那火箭,将太空梭送入了轨道,然后不可避免地和它脱离,独自哀伤。我之所以能够对艾米娜所讲的安离开她投奔男友的故事产生共鸣,是因为萨拉的离去是我成年生活中最大的失落之一,远远比之前和男友分手更加令我伤心。

很久以前我写了《女性朋友是新式丈夫》(Girlfriends Are the New Husbands)的故事, 分析我当时的悲痛心情—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写这样一本书。我在书中说,女性不一定要在婚姻里成长,我们的成年生活并不孤单,我们可以成为彼此实际意义上的配偶。

我哭着向另一位朋友诉说, 这位长我十岁、三十好几仍旧单身的生活导师一向悲观, 但是没想到这次她却安慰我说:“放心吧, 她会回来的。”我说, 哦, 我知道她会回来看我, 但那不一样。 可我这位朋友却更加肯定地说:“不,她会回来的,她的生活在这里。”

我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有把握地认为萨拉会回来。萨拉怎么可能回来呢?很早以前我就从劳拉· 英格斯的故事、安妮· 雪莉的故事,还有乔· 马奇的故事中知道人生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我太清楚这一点了。命中的安排也许可以推延,但婚姻终究还是女人的最终目的地,它就像牵引光束一样,终会将我们全都吸引过去。 可以说,我和萨拉的故事结束了。

[责任编辑:林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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